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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日记(9)

2020-07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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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延安日记

延安日记(9)

前排左起:康生、毛泽东、王稼祥、朱德、项英、王明。后排左起:陈云、博古、彭德怀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张闻天,1938年。

1942年8月2日

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,要教尤任打麻将。在玩牌的时候,尤任问到:「毛泽东同志,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,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,这到底是怎幺回事?」

毛泽东没吭声。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说: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销国统区。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,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,而且还只是一个钱袋!现在,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,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。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,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!

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繫,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。

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。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,要幺就明说,要幺只是笑笑,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。

晚饭时,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。他饱餐过后,透露最新消息:「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,把它交给德国人了……」他的话充满了恶意。

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。工人、机关工作人员、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。

军队里,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,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,则只有一斤三两。

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,一套夏装,一套冬衣。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。

按官方说法,每人每月有3磅肉、约16盎司油、1磅盐和260元边币的津贴。

但这不过说说而已,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。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。

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,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。浓云低垂,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。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。一声霹雳划破天空,接着大雨倾盆而下,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。

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。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。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。

1942年8月5日

肖里说对了,德国人已侵入库班地区。

第二战场还没有影子。像在中国这样,盟国只愿意参加空战。就让俄国人、中国人以及被佔领国的游击队去流血吧!

康生为了竭力加强他的地位,身边都用他的人。他的秘书肖里是反苏狂。他的副手李克农,于1941年从国民党区来到这里,他曾是国民党的谍报和反谍报负责人。李克农无疑是苏联的死敌。

特工部是彭真领导的。

据尤任说,彭真在春天陪同刘少奇从新四军那里来到延安。刘少奇是新四军的政委。

顺便提一句,李克农有心脏病,他去找奥尔洛夫看病,李克农这种人,首先监视奥尔洛夫,然后又要他治病!

李克农这人很阴;他既粗暴又专横。他非常谨慎小心,不让别人看见谁去过他那里。

1942年8月6日

交通工具正运往满洲,渡水工具正向滨海地区运送。

日本军阀会见俄国反革命头目,公开讲到将来要发动反苏战争,建立一个缓冲国。

日本电台在大叫大嚷要「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」,广播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恶毒。

据莫斯科报导,五、六月份发生日军和日机侵扰苏联边境事件十五起。1941年纳粹就是这样挑起战争的。

今年年初以来,中共一直在进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準备工作。原来预期大会会早些召开,但是以新四军被击溃为藉口而推迟了。

一些来自遥远的解放区的代表已抵延安,还有更多代表将陆续来到。

我们认为,代表大会推迟的真正原因是:在中共领导内部有斗争的情况下,毛泽东不想冒风险到大会上作公开的讲话。

整风运动似乎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直接的关係。

1942年8月9日

不久,很可能是九月中旬,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。在前线,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,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。

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,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。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。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佔领军,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。

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,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,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。

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繫。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,不让我们去看战,或者听音乐,也不準参加文娱晚会。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。

康生是个伪君子,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,经常许愿,但从不兑现。由于我是他的「老相识」,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,嘶嘶地跟我打招呼。

今天,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,他发泄了一大通。早饭后,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,他说:「大大小小,许多事实都说明,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!在这里,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!」

他妈的,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!

肖里喝了一杯「白乾」,精神十足,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。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:「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!这里是中国。做工作得有中国风格!记住,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,并不是受了教育!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!」肖里对我们这儿的「小鬼」的不尊重,真是难以形容。

我们无论走到哪里,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。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,都是监视我们的,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:康生手下的人,腿勤脚快,到处钻。只要这些人一到场,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。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,跟谁谈。当然,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。

1942年8月13日

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:「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,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,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,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。」

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,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。

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:

1.毛泽东、康生(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),刘少奇(他不是政治局委员,但是他慢慢地揽权,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)。

2.王稼祥、陈云、朱德,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,但他们理论上不强,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。

3.所谓的莫斯科派,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,即王明、博古、洛甫。

4.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,谁一时得势,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。

邓发採取中立路线。

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,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。

王稼祥,1907年生,安徽人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。1930年5月回国,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。

陈云,1905年生,江苏人。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。在苏联学习过。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。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。他的假名为廖程云。

朱德,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军校毕业。1922年他去德国,就学于格丁根大学。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。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驱遭出境,取道苏联回国。1927年,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。1928年,他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,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。从此,中国红军诞生了。

洛甫(张闻天),1900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,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,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。从美国回来之后,他就从事翻译工作,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着作译成中文。1925年,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。1926年,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。1930年回国。1931年1月以来,一直是政治局委员。在延安,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。是一位能干的新闻记者。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,从党务上说,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副手。

周恩来,1898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。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,以后又到天津上学。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。1920年,周恩来赴法深造。在法国,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,并且参加了组织「社会主义青年团」的工作。去过英国,在德国留学一年。1924年,周恩来回到中国。自1927年4月以来,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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